民国时期的西安古玩市场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罗宏才教授(陕西礼泉人),博士生导师,根据多年采访素材,以及大量档案馆、图书馆文献资料,围绕西安古玩市场1912年至1952年的兴衰情况,整理了一份关于西安古玩市场民国时期的调查研究,主要有区段、市场结构、人群、经营模式、供求、输出等方面的内容,现在回看起来颇有趣味。小编摘取部分内容解读,亦向作者罗宏才教授表以致敬。对全文感兴趣的读者,可搜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行查阅。
罗宏才教授对西安当时各个街面的店铺进行归类划分,文中对交易人群的经济、文化水准也作了相应比对。
1912—1927年西安南院门古玩市场主要店铺
辛亥革命后,京、沪、秦等重要区域的古玩市场短期突然呈现增长趋势,中国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很是令人痛心。
虽然“地摊”和“隐性”经营是当时的交易模式主流,但是庞大复杂的交易途径十分惊人。
比如京沪古玩商或收藏巨擘亲来西安进行现场收购。
如北京尊古斋黄伯川、延古阁赵鹤舫、陶古斋曹旭深、大吉山房祝续斋,上海来运公司、鑫古斋、崇古斋、恒益山房等。收藏名家则有康有为、傅增湘、陈万里、侯鸿鉴、鲁迅等人。
再如日本、欧洲等海外公私收藏机构、古玩商长期派人坐镇西安或直接派人来秦进行交易。
如日本山中商会、江藤涛雄、早溪氏、足立喜六及大仓、高桥、三井等洋行,欧美则有美国宾大博物馆卑士薄(Bissbuy)及哈佛大学阜格美术博物馆华尔纳(Iangdon warne)、翟阴等人。
此处不禁让人想起了昭陵六骏中著名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它们大约在1916年至1917年被偷运至美国,被卢芹斋以12.5万美元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在此令人愤慨的是,文中提到当时出口的情况:
外商甚或致函中国税务处与中国海关,称输运中国古物盖为“各该国博物院陈设,并非售品,要求免税”。而中国“海关以向无专章,(竟)不能禁止。”----(1913年12月27日税务处致内务部总长 “二年税字第八○四六号” 公函)
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保护古物,北洋政府内务部1912年12月拟定《古物保存暂行章程》但是收效甚微。
另,看到作者在整理《在山草堂日记》1915年手稿中列举的各种古玩,有一枚“一刀平五千”和一枚“夏币”:
“又出新莽时金错刀钱一,文作小篆,一刀二字,用黄金填起,下平五千字,言值五千文。长不逾二寸,厚约三分,古色黝然,篆文匀细工整,吉金中至宝。又出夏币一,一面‘安’字,一面‘安邑’,真迹也。”
(小编注:当时人们对于先秦钱币断代不甚明白,很多读书人都将魏安邑斤布当做夏代的货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陕西文物盗掘现象猖獗,1927年3月26日,大总统再令税务处妥订“禁止古物出口办法”,1928—1936年,颁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及《古物保护法》等一系列法令、条款,依然难以有效治理。
不过在严厉打击盗墓的同时,陕西政府也采取多项措施为西安古玩市场稳定秩序,营造良好氛围,尽力拉平西安与京沪市场的物品价格。
收藏经营不易啊,“七七事变”全面抗战以后,经济衰退,市场停顿,很多店铺被迫关闭,从行业登记表上看,古玩店铺停滞蕞少5年。
抗战胜利后(1945-1949年间),西安古玩市场才再度复苏,也更趋向多元化和专业化。
文章总述了一个大历史背景对于收藏行业的冲击影响,西安古玩市场也是全国收藏的一个缩影,“乱世黄金,盛世收藏”确实为古玩行的金句写照,也只有在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才会迎来文化收藏的繁荣。
参考资料《民国西安古玩市场的调查与研究》罗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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