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罗宏才教授（陕西礼泉人），博士生导师，根据多年采访素材，以及大量档案馆、图书馆文献资料，围绕西安古玩市场1912年至1952年的兴衰情况，整理了一份关于西安古玩市场民国时期的调查研究，主要有区段、市场结构、人群、经营模式、供求、输出等方面的内容，现在回看起来颇有趣味。小编摘取部分内容解读，亦向作者罗宏才教授表以致敬。对全文感兴趣的读者，可搜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行查阅。

　　罗宏才教授对西安当时各个街面的店铺进行归类划分，文中对交易人群的经济、文化水准也作了相应比对。

　　1912—1927年西安南院门古玩市场主要店铺

　　辛亥革命后，京、沪、秦等重要区域的古玩市场短期突然呈现增长趋势，中国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动辄数十箱之多”，很是令人痛心。

　　虽然“地摊”和“隐性”经营是当时的交易模式主流，但是庞大复杂的交易途径十分惊人。

　　比如京沪古玩商或收藏巨擘亲来西安进行现场收购。

　　如北京尊古斋黄伯川、延古阁赵鹤舫、陶古斋曹旭深、大吉山房祝续斋,上海来运公司、鑫古斋、崇古斋、恒益山房等。收藏名家则有康有为、傅增湘、陈万里、侯鸿鉴、鲁迅等人。

　　再如日本、欧洲等海外公私收藏机构、古玩商长期派人坐镇西安或直接派人来秦进行交易。

　　如日本山中商会、江藤涛雄、早溪氏、足立喜六及大仓、高桥、三井等洋行,欧美则有美国宾大博物馆卑士薄(Bissbuy)及哈佛大学阜格美术博物馆华尔纳(Iangdon warne)、翟阴等人。

　　此处不禁让人想起了昭陵六骏中著名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它们大约在1916年至1917年被偷运至美国，被卢芹斋以12.5万美元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在此令人愤慨的是，文中提到当时出口的情况：

　　外商甚或致函中国税务处与中国海关,称输运中国古物盖为“各该国博物院陈设,并非售品,要求免税”。而中国“海关以向无专章,(竟)不能禁止。”----（1913年12月27日税务处致内务部总长 “二年税字第八○四六号” 公函）

　　当时社会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保护古物，北洋政府内务部1912年12月拟定《古物保存暂行章程》但是收效甚微。

　　另，看到作者在整理《在山草堂日记》1915年手稿中列举的各种古玩，有一枚“一刀平五千”和一枚“夏币”：

　　“又出新莽时金错刀钱一,文作小篆,一刀二字,用黄金填起,下平五千字,言值五千文。长不逾二寸,厚约三分,古色黝然,篆文匀细工整,吉金中至宝。又出夏币一,一面‘安’字,一面‘安邑’,真迹也。”

　　（小编注：当时人们对于先秦钱币断代不甚明白，很多读书人都将魏安邑斤布当做夏代的货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陕西文物盗掘现象猖獗，1927年3月26日,大总统再令税务处妥订“禁止古物出口办法”，1928—1936年,颁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及《古物保护法》等一系列法令、条款，依然难以有效治理。

　　不过在严厉打击盗墓的同时，陕西政府也采取多项措施为西安古玩市场稳定秩序，营造良好氛围，尽力拉平西安与京沪市场的物品价格。

　　收藏经营不易啊，“七七事变”全面抗战以后，经济衰退，市场停顿，很多店铺被迫关闭，从行业登记表上看，古玩店铺停滞蕞少5年。

　　抗战胜利后（1945-1949年间），西安古玩市场才再度复苏，也更趋向多元化和专业化。

　　文章总述了一个大历史背景对于收藏行业的冲击影响，西安古玩市场也是全国收藏的一个缩影，“乱世黄金，盛世收藏”确实为古玩行的金句写照，也只有在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才会迎来文化收藏的繁荣。

　　参考资料《民国西安古玩市场的调查与研究》罗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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