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剧根据陈彦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这部剧带火了辣子蒜羊血、葫芦头、

　　与西安文昌门正对的一条南北向道路被称为文艺路。文艺路被东西向的友谊东路分为南北两段，文艺北路东侧分布有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陕西歌舞剧院、陕西省京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陕西演艺集团、西安交通大学戏剧学院等众多文化艺术单位及其家属区，可以说是文化艺术荟萃之地。

　　文艺北路东侧的刁家村所在地唐代属于宣阳坊的一部分，明洪武年间筑西安府城，地处城外，田畴平旷，属于名副其实的乡野之地。万历年间刁、李二姓卜居于此，称刁李村。清嘉庆年间《咸宁县志》记作刁李村，属于咸宁县南关社。清末民初人口日益增多，逐渐分为两村，民国二十五年刊印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作刁家村和李家村，刁家村在民国末期属于第九区第十保。新中国成立后刁家村由西安郊区第九区第四乡管辖，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改由雁塔区永宁公社管理，1980年改为和平门大队刁家村生产队。1982年3月雁塔区永宁公社下辖的23个农村生产队划归碑林区，刁家村亦在其中。

　　改革开放后，新的城市基建占用刁家村耕地，1979年村里耕地由200多亩减少到61亩。因距城区较近，且周边驻地单位家属区多，对副食蛋奶蔬菜的需求较大，全村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建成50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一栋，全队年产各种蔬菜76.7万斤，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队。时任大队长的郭发城，是位66岁老汉，自高级社以来就担任队长。副大队长刁志洪，58岁，是村里种植蔬菜的老把式。笔者走访时，围坐在永胜街东侧道边下棋的老村民如数家珍地回忆着刁家村的过往。

　　1979年，队上先后办起粮食加工厂、豆制品加工厂、印刷装订厂、运输装卸队、奶牛场。奶牛场养有奶牛20头，年生产鲜牛奶6.6万斤。

　　提起刁家村办的印刷装订厂，一位姓温的村民说，他门中叔父温忠厚当时不到三十岁，年富力强，担任刁家村大队支部副书记，还被推举为印刷装订厂厂长，印刷装订厂有一栋一千平方米的二层厂房，购置有印刷机五台，切纸机三台，三面切纸机一台，订书机三台，压平机一台，烫平机一台，烫金机二台，折页机二台，打捆机四台，磨刀机一台，新设备的投用，生产效率高，质量也好，顾客盈门。

　　当时刁家村全队106户，每户平均分配收入2135元，社员收入高居西安市农村头部名。听着高级社、大队、生产队、社员这些极富时代色彩的一系列名词在这些白发苍苍的村民口中来回自由地切换，笔者也跟着他们的话语在脑海中勾勒着四十多年前刁家村的辉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刁家村形成了中巷、东巷、西巷三条主要巷道，还有一条向东的小巷，是个死胡同。巷道两边都盖起了楼房，一楼大多商用，靠建西街、文艺北路的生意蕞好，有开旅馆的，还有卖麻食、凉皮、扯面、刀削面、肉夹馍、三鲜煮馍的餐馆，有自营的，也有出租给别人经营的，几乎家家都招有房客。

　　随着文艺路地区的发展和建设，上世纪九十年代，刁家村整村改造，在永胜路东侧建成居民楼，有两百余户，六百余人。为铭记祖先创业的艰辛和传承村名文化，新建的居民楼被称为“刁家村小区”。靠小区南门北侧有一截矮墙，贴着浅灰色的石材，正中有一块蓝色的铁牌，写着“永胜街53号”，铁牌上方环绕着“刁家村小区”五个鎏金大字。距今已二十多年的三栋居民楼，正在进行外立面改造，与西安市城墙内外的老旧小区并无不同。进进出出的人，形色匆匆，问起刁家村的过往，不是摇头，就是远远地摆手回避，留下一个个远去的背影。正像门外下棋的老村民们说的那样，这里设施老化，不少房屋都被出租出去，房客们住在刁家村小区，其实并不了解刁家村。

　　刁家村作为村庄已消失了二十多年，长篇小说《装台》的作者陈彦先生曾担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而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与刁家村比邻，这或许是作者将故事主人公所居住的村子定为刁家村的一个缘由。《装台》剧组为了拍摄需要，在陕钢集团红光物流园区搭建了“刁家村”，占地近两千平方米。小说和电视剧中的刁家村，来源于现实，却是一种艺术化的存在。

　　文艺路与建西街十字南侧的公交站牌掩映在高大的梧桐树下，站牌顶端仍写着“刁家村”三个大字，经过该站的有14、23、208、309共计四路公交车，进出站的公交车都无一例外地通过语音广播向乘客播报着——刁家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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